在中外人文交流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中，“求同存异”与“趋同存异”两个原则常被提及，看似仅一字之差，却蕴含着截然不同的交流逻辑与价值导向，直接决定着人文交流的实效与深度。事实上，不同文化乃至文明之间，因历史积淀、地理环境、价值体系的差异，想要实现绝对意义上的“求同”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中外人文交流更应秉持“趋同存异”的原则，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凝聚基本共识，在动态前行中拉近心灵距离，而非执着于追求意见完全一致，才能让交流真正成为文明共生的纽带。
“求同存异”与“趋同存异”的核心区别，在于对“同”的认知与追求方式的不同。“求同存异”是先主动寻求各方完全一致的共识，再在共识的框架内保留差异，本质上带有“以同统异”的倾向，隐含着对“绝对共识”的追求。这种理念看似合理，却忽视了文明多样性的本质：人类文明的魅力，恰恰在于其多元性与独特性，不同文明在价值观念、思维方式、生活习俗上的差异，并非可以通过“寻求”就能消除的隔阂，而是文明自身的固有属性。
《国语·郑语》提出“和实生物”，不同的东西加以协调平衡叫作“和”，有差异的“和”才能生成万物，若仅仅把相同的东西叠加，反而无法持续发展下去。“趋同存异”不追求绝对的“同”，而是尊重差异的客观存在，在交流互动中逐步形成基本共识、走向相近的价值追求，同时始终保留各方文化的独特性。这里的“趋同”，不是“强制同化”，不是让一种文明凌驾于另一种文明之上，而是在平等对话中，相互理解、相互启发，逐步凝聚起人类共同认可的基本价值，比如对和平的向往、对美好的追求、对生命的尊重；这里的“存异”，也不是“放任差异”，而是在承认差异、包容差异的基础上，让不同文明在交流中彰显特色、相互成就。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，真正的和谐从来不是单调的齐整，而是多元要素在动态平衡中谱写的交响乐章。“趋同存异”理念既契合了中华文明“和而不同”的传统智慧，也顺应了人类文明多元共生的客观规律。
中外人文交流中，“求同”的不可能性，早已被历史与现实反复印证。人类文明史，本质上就是一部多元文明共生并进的历史，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、2500多个民族、70多亿人口，拥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与文明形态，想要在所有领域达成完全一致的共识，无疑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。从价值观来看，东方文化强调集体主义、和谐共生，西方文化注重个人主义、个性解放，这种根植于历史积淀的差异，无法通过简单的“求同”来消解；从生活习俗来看，中国的春节团圆与西方的圣诞欢聚、中国的茶文化与西方的咖啡文化、中国的礼仪之道与西方的平等理念，都是不同文明的独特表达，不存在绝对的“对错”与“优劣”，也无法追求绝对的“统一”；从思维方式来看，东方人注重整体思维、辩证看待问题，西方人注重个体思维、理性分析问题，这种差异决定了双方在认知世界、解决问题上的不同路径，难以实现完全的“同频”。
更为关键的是，若强行追求“求同”，反而会让中外人文交流陷入困境，甚至引发文明隔阂与冲突。历史上，一些国家以“寻求共识”为名，推行文化霸权，试图将自身的文化、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，本质上就是对“求同”的极端化追求，最终导致的是文明的对抗与民心的疏离。当今世界，“文明冲突论”的影响仍在延续，西方与非西方文明在价值观念、历史记忆等层面存在结构性张力，若继续秉持“求同存异”的理念，执着于追求绝对共识，只会加剧这种张力，让交流沦为“单向输出”或“强行说服”，失去人文交流本应有的平等与包容底色。相反，“趋同存异”理念尊重差异的客观性，不强迫、不勉强，让不同文明在平等对话中自然靠近，既保留了自身的文化基因，又能凝聚起基本共识，这才是中外人文交流的正确路径。
“趋同存异”原则，既能破解“求同”的困境，又能让中外人文交流更具实效，其核心价值在于“动态共识”与“差异包容”的辩证统一。中外人文交流的目的，从来不是消除差异、实现“同化”，而是通过交流互鉴，增进理解、凝聚共识、促进共生。“趋同”的过程，是一个循序渐进、潜移默化的过程，不是一蹴而就的“一刀切”，而是在长期的交流互动中，逐步形成人类共同认可的基本价值共识。如在应对生态危机时，东方的“天人合一”智慧与西方的风险社会治理理念，能够相互启发、形成共识；在追求人类幸福时，不同文明对“美好生活”的向往，能够相互呼应、彼此认同；在维护世界和平时，各国对“和平发展”的追求，能够凝聚力量、携手前行。
这种“趋同”，不需要各方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，只要在核心价值、基本理念上形成共识，就能为人文交流搭建坚实的基础。而“存异”，则是让不同文明在交流中保持自身的独特性，让差异成为交流的亮点而非障碍。“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，天下大同”——“趋同存异”正是这种理念的生动实践。
中外人文交流的实践，早已印证了“趋同存异”原则的有效性。以中外教育交流为例，不同国家的教育理念、教学模式存在差异，但“培养全面发展的人”“促进人类进步”的基本共识，让各国能够相互借鉴教育经验、开展合作办学；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，不同的艺术形式、表达手法各有特色，但“传递美好”“表达情感”的基本共识，让艺术作品能够跨越语言障碍，实现心灵的共鸣；中外民间往来中，不同的生活习俗、价值观念存在差异，但“尊重彼此”“友好相处”的基本共识，让普通民众能够相互理解、结下友谊。
当前，人文交流作为破解文明隔阂、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途径，更需要坚守“趋同存异”的原则。在交流中，我们要摒弃“求同”的执念，尊重不同文明的差异，不将自身的价值观强加于人，不追求绝对的共识；同时，要积极推动“趋同”的进程，在平等对话中凝聚基本共识，在交流互鉴中拉近心灵距离，让不同文明在“存异”中“趋同”，在“趋同”中共生。中国主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、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，这正是“趋同存异”理念的生动体现，也为中外人文交流提供了重要指引。
当然，秉持“趋同存异”原则，并不意味着放任差异、无所作为，而是要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，积极推动交流互动，主动凝聚共识。一方面，要坚持平等对话，尊重各国文化的主权与特色，让不同文明在交流中处于平等地位，不搞“单向输出”，不搞“文化霸权”；另一方面，要注重交流的实效性，搭建更多接地气、有温度的交流平台，让普通民众成为交流的主体，让交流真正走进人心，在潜移默化中实现“趋同”。同时，要摒弃“文明优越论”，树立“文明平等观”，认识到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独特价值，都是人类文明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，都值得尊重与借鉴。
一字之差，天壤之别。站在人类文明共生共荣的高度，中外人文交流唯有坚守“趋同存异”的原则，放下“求同”的执念，尊重差异、包容多样，在交流中凝聚基本共识，在互动中拉近心灵距离，才能让不同文明在互鉴中焕发新生，让人文交流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力量，共同绘就“美美与共、天下大同”的文明画卷。
孙宜学，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、院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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