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（2010—2020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纲要》） 提出，“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，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。”

大学的管理体制，已经成为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。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，要推进高校管理体制改革，激励教师专注于教育，鼓励教师终身从教。只有将学校从不合时宜的管理体制中解放出来，中国教育才能焕发生机活力，构筑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。

任何改革都涉及既有格局的调整。作为一场深刻的系统改革和思想变革，教育改革体现着什么样的国家意志和战略眼光？改革的蓝图又如何具体化为理性而现实的实施路径，从而让人民看到希望，增强对中国教育的信心？

管理体制变了 教育改革才有希望

30多年前我国开始改革开放，我是最早的受益者之一。1979年我被公派赴美国进修，回国后先在中科院做专业科研，1994年以后又从事教育，并在1998—2008年做了10年中国科大校长。30年来，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进行教育改革，我的认识经过了三个阶段，看到了三个层次的问题。

第一层次，我对比在国外工作的经验，感觉我国的高等教育水平与世界一流差距甚大，是因为我们的课程体系不行，教材内容陈旧，灌输式教学方法不利于学生素质和能力的培养。所以我做校长以后，就组织人员到全世界各地去调研，回来编写新大纲和新教材，并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。开始进行得还好，后来却推行不下去了，因为教师们缺乏内在的积极性，诸事很快就流于形式。世界一流大学，如哈佛、牛津、剑桥，很少有人谈创新教育，但所做之事却总很创新。由此我认识到，课程体系和教材，乃至教学方法，都只是技术问题，是浮在表面的现象，当然也都很重要，但教改必须抓住深层次的问题才行。

第二阶段我觉得，人才是关键，大学有了好的师资队伍，教学改革才能做好。没有好的人才，好事可能流于形式，好经也可能被念歪。于是我就把注意力放在引进人才上。近年来，中科大和其他兄弟院校一样，每年都从海外引进一些教授或副教授，现在我国重点大学的教师队伍已经焕然一新，然而教改却仍无明显进展。这时我才发现，引进的人才回来后，思想和行为方式就渐渐发生变化，例如他们在国内参加学术交流，很快就抛弃了国际学术界让年轻人唱主角的优良传统，也习惯于让“大腕”做大报告。不是因为“大腕”们有真知灼见，而是因为他们身份地位高。大家已不在意交流新思想，而是崇拜权力和地位。这样一来他们的创新能力在退步，真如古语所道“南橘北枳”。这说明教育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在“土壤”，即管理体制之中。

第三阶段我认识到，我们的大学管理体制已“行政化”， 即大学被当成行政机构来管理。我们的学校领导人都是上级任命的官员，靠行政权力治校，下级服从上级。教授们没有话语权，只能去迎合权力，或者主动去做官。于是产生了大家不去竞争学术好，而是崇尚权力大、地位高的校园文化。在这种氛围中学术就萎缩了。

我国农村也曾是高度行政化，行政权力干预农业生产，结果农业搞得不理想。30年前的农村改革实际上就是“去行政化”，让农民自己来决定种什么，怎么种，农业就恢复了生机。农村改革为我国的经济大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教育的现状跟改革之前的农业一样，没有活力，主要不是因为我们的经费不够，甚至也不是由于我们的课程体系不行，而是不恰当的管理体制使教授发挥不了聪明才智，就像过去农民发挥不了作用一样。因此当前我国教改的根本问题是教育管理体制改革，要去行政化、去官化，把学校的管理体制扭回到学术主导的状态。不要只在那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修修补补。

过去的梅兰芳剧团，它的社会功能只是唱好戏，因此管理体制围绕让梅兰芳唱好戏来运转，梅兰芳起主导作用，于是梅兰芳剧团成为了艺术史上的奇葩。与它同时的还有马连良剧团、尚小云剧团等，真正是“百花齐放”。后来这些剧团都被行政化了，其戏剧艺术也就凋零了。学校的社会定位本是一个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学术机构，管理体制应该“学术优先，学者主导”。如果不切实际地赋予它许多其他功能，由一些官员用行政权力来主导，它们就会失去活力。

因此，要对我国的教育进行深层次的改革，从学校的管理制度，特别是干部制度改革做起。建议组织部门总结新中国成立60年，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，制定出“学术机构领导干部任用办法”，适用于学校、科研院所、剧团等学术机构。这并不是说组织部门现行的干部管理制度有问题，只是说社会上各类机构千差万别，不能只用一套统一的办法来管理。

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大学是从事教学科研的学术机构，应该恢复以学术为主导的管理体制。梅兰芳剧团只能由梅兰芳主导才能办好，大学也只能由骨干教授的集体主导才能办好。不同学校的骨干教授主导的方式可能不尽相同，这样就会形成学校的真正特色。

有人会担心这样的学校在政治方向上出问题，这没必要。30多年前开始改革开放时，曾有人这样担心过，然而历史已经做了结论。我们国家不仅未出问题，而且反而比当初更强大。今后30年我国的改革中，教育改革是至关重要的领域，在管理体制上“杀出一条血路”，这样的教改成功了，我们才可能成为人才强国，中华民族才会真正复兴。 （作者：朱清时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）

遵循办学规律 系统推进管理改革

关于“去行政化”的问题，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“行政化”？其次是怎么“去行政化”？如果“行政化”的内涵搞不清楚，定义不明确，边界模糊，“去”起来也就无的放矢。

大学“行政化”现象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大学和政府的关系，二是大学内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。

首先，政府部门应进一步转变职能，改进管理方式，完善管理制度，减少和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，依法保障学校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。政府部门应加强宏观管理，分类指导，遵循教育规律，真正通过制定政策和规划，运用经济杠杆和立法手段，借助中介组织评价和咨询，强化分类评估和信息服务，实现对大学的引导激励，而不能完全用行政化的手段去管理大学。大学内部的事务，要交由大学自主去做，使大学自我发展、自我约束，把政府的宏观管理与大学的依法自主办学结合起来。

其次，大学必须完善内部治理结构，协调、平衡好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。大学内部事务大体上可以分为学术事务和非学术事务（或行政事务），与此相对应，大学的管理运行中学术权力、行政权力两种权力并存。

大学的学术权力主要是专家、学者等学术人员，基于专业背景、学术水平和学术声望，通过学术委员会、学位评定委员会、教授委员会等学术组织，管理和决定学术事务的能力。这是一种相对松散的权力架构，其运行方式是自下而上的，越在基层影响力越大。上级对下级往往是指导性意见，它保障了学术标准得以贯彻，学者所从事的学科得以发展，体现了大学的本质特征。

大学的行政权力是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通过“科层制”的行政组织系统实施的权力体系，主要通过法律、政策、指示、指令等自上而下贯彻执行，其运行方式是照章办事和等级服从，具有强制性，它保证了学校以一个整体实现其定位和发展目标，保障教育方针和办学思想得以落实。

以上两种权力的存在都有它的合理性，关键是把它们协调好，不能相互之间出现越位、错位或者失位。现在的突出问题是，行政权力对于学术事务干预比较多，行政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术资源的调配，甚至以行政拍板来代替学术决策。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和措施，就是高度重视并进一步发挥学术权力的作用，在行政管理方面克服“官本位”思想，逐步淡化甚至取消行政级别，在资源配置中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在学校决策中强化学术导向，推动学校的管理部门真正以教师、学生为中心，为教学和科研服务。总之，在大学内部要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整合，取长补短，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，相辅相成。

第三，改革不是在大学取消行政管理，而是要加强科学管理，更好地服务大学发展。“去行政化”需要政府和大学两个方面共同努力，但要防止一种极端认识，即在大学取消行政权力和行政管理。20世纪末以来，加强管理是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。发达国家加强高校管理主要有四个特点：一是科学化，运用各种先进高效的管理工具和方法，改造行政管理部门；二是专业化，世界著名大学都在全国或全球聘用专业管理人员承担管理岗位，而且还建立起了严格的聘用标准和聘用程序；三是重视能力的提升，通过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的培训项目，提高管理人员的各种能力；四是强调管理的文化内涵，尊重学术，服务学生，服务社会。随着我国大学规模日益庞大、组织结构更趋复杂，大学除了学术事务之外，像后勤事务、学生管理事务、基建事务、安全稳定等，都需要我们根据不同工作类型和性质稳妥地去处理。即使是学术事务的处理，也需要行政权力来匹配、来保障，需要行政部门来实施。同时，要认识到目前大学的管理重心在校一级，管理重心偏高，学校形成的政策，在基层贯彻时往往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。因此，大学要以管理重心下移为重点，建立结构合理、责权分明的校、院、系管理构架，实行“学校宏观调控，院系自我管理”的模式，促进学校向建设现代大学制度迈进。 （作者：钟秉林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）